、人奠基、制骨作坊批量加工人骨、任意杀 人行为和灰坑中的遗弃尸骨都很常见；但在盘龙城，目前还没有发现 这些迹象。

盘龙城唯一保留的人祭特征是使用殉人，比如，前述李家嘴 plz2墓中有三名殉人，稍后发掘的杨家嘴14和杨家湾13 （两 座中型墓葬）各有一名殉人。目前，盘龙城已经发掘了 30多座墓葬， 殉人比例并不算低。

盘龙城的统治者是商人，也是青铜冶铸行业的经营者，这两种身 份和人祭宗教有着密切联系，但为何和中原相比，他们变得更和平了 （虽然还有人殉）？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受水土条件制约较大，稻作聚落往往在小 流域内密集分布，而不同的小流域之间往往距离较远，所以稻作聚落 呈“大分散，小聚居”模式；而华北主要是旱作农业，受地形影响小， 聚落分布不太集中。

这种人口分布对商人统治者有直接影响。在繁荣的盘龙城小流域 中，这些外来统治者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必须顾及本地土著的感受， 否则，一旦周边土著同时揭竿而起，他们根本无法抵抗——这里离商 王朝已经太遥远，难以获得王朝的军事支持。由此，他们就不可能像 北方的边防城邑的统治者那样，对周边居民残暴而恣意（如后面即将 登场的藁城台西和西安老牛坡）,而只能放弃过于暴力的宗教祭祀和 统治方式，尽量避免激起土著族群的反抗。

从盘龙城土著的立场看，他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外来者的统治，除 了青铜兵器的威慑力，更重要的应该还是青铜产业带来的利益。外来 的商人有青铜冶铸技术，但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新环境中搭建起整 个产业，所以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建立从找矿、采购、运 输矿石、冶炼、铸造直到外销的整条产业链。这意味着本地人也能从 新产业中获利，商人和土著可以合作共赢。盘龙城古国应该一直建立 在这种产业合作的基础上。

在当时族邦林立的大环境下，盘龙城人不得不重视武备，从夯土 城池到频频出土的各种青铜兵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青铜 产业的运营又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不管是外来商裔与土著居民的合 作，还是和周边族群的商业交换（购入铜、锡、铅矿石，出售铜锭和 铜器）,盘龙城人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盘龙城内外没有发现乱葬 尸坑以及带伤或被肢解的零碎人骨，就是明显的证据。

可以这么说，盘龙城的商人不仅主动放弃了中原传统的人祭和人 奠基等宗教仪式，还接受了本地土著族群的宗教理念--种比中原 更和平的文化。

南土和平祭祀

从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到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盘龙 城所处的江汉地区出现过很多防洪用途的“古城”和稻作水利设施， 尤以天门石家河古城规模最大。然而，江汉地区却一直没有发生阶级 分化，也没有出现早期国家与文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 当地的宗教形态：祭祀方式以摆放和掩埋器物为主，很少有杀人和杀 牲畜的行为。

比如，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以埋葬陶筒形器和陶缸为主， 4000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则制作大量泥塑人偶、动物和杯子等，然 后烧制成粗陶并掩埋。这样一种和平的宗教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族 群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早期国家的暴力统治功能，而 且还能消耗社会剩余产品，避免了因财富的过度集中而出现职业统治 阶层。9

当商人到来之后，国家权力虽已不可避免，比如，盘龙城的城池 和宫室显然代表了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但本地民间宗教仍起着融汇和 同化的作用。发掘显示，盘龙城商人经常举行一种不杀人的祭祀：在 土坑或灰烬里摆放陶器、铜器或玉器，然后掩埋。

盘龙城外的王家嘴有两座祭祀坑h6和h7,属于盘龙城文化五 期（此时，城墙和宫殿刚建成不久）。两者相距l5米，呈南北向并列， 紧邻一座数十年前建成的大型长陶窑（y3）,附近还有陶窑经营者的 房子。当时，主祭者应该是先挖了一条数米长的浅坑,在坑中堆放柴草， 点火敬神，等灰烬冷却后，再在坑底挖一个深且陡的小坑，然后往里 面放置祭祀器物，最后则是用混合灰烬的泥土掩埋。

h6出土铜铸两件、铜刀一件、铜被一件、铜镶十件，都是武器 和工具，没有酒器和食器；陶器则有鬲、瞿、盆、壶、罐、大口尊和 瓮等。

h7出土有铜爵、铜飙、铜鼻、铜戈、铜铸和铜刀，还有玉戈、 玉柄形器以及石斧，但没有陶器。这些物品呈环形放置，沿坑壁还有 三块石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铜界内藏有一块使用过的卜骨，上面 有钻好的圆窝和烧烫裂纹，很可能是用来占算这次祭祀的，所以被一 起埋入了祭祀坑。

甲骨占卜是典型的中原-早商文化，在长江流域很少见，所以， 和铸铜技术一样，应该也是商人带来的。不仅如此，来自北方的甲骨 占卜还被南方的埋物祭祀仪式所吸收，这显然反映了南北、主客两种 文化间的融